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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背心情与气盛言宜

——读《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

2016/12/21 16:06:56  来源:本站

  熟悉李建军的人,都知道他是中国当代文学方面颇有成就的思想者、研究者和批评者。近两年来,他又开始了“重估俄苏文学”的研究,文章联翩而至,让人应接不睱。然而,就在这种排山倒海般的写作中,他却突然拿出了这本《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2016年版。以下凡引此书,只随文标注页码),这让我既感到惊奇,又心生羡慕。按照专业分工,他的这一研究已进入比较文学领域。从其后记中可以看出,他的这次写作似是偶然,原本不在他的写作计划之内。而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他从通读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开始,到搜集资料形成写作框架,再到最终写成这部39万字的厚重之作,其比较的力度,思考的深度和写作的速度都令人称道,也值得我好好学习。作为一个学术中人,我深知即便有前期准备,但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样一部学术著作也殊为不易。这样的写作自然需要养气运气的功夫,但更需要一种极强的爆发力。这个事情若是搁到我的头上,我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
  仔细阅读这本书,又会发现它是一部写作严谨、分析深入、洞见迭出的著作,体现了李建军一贯的治学理念和批评风格。一方面,它建立在严格的文本细读的功夫之上,言必有据,绝不信口开河。作者不仅是对两位作家的文本读得细,而且汉语学界莎学、汤学方面的前期研究成果和译介成果也几乎被他一网打尽。这就保证了这本书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它又并非学院派那种为学问而学问式的高头讲章,而是更多体现了批评家的锋芒、锐气、关怀和进入问题的角度,以及与此相随的出色的鉴赏力和判断力。这本书既入乎其内,能带领读者走进两位作家丰富无比的文本世界,又出乎其外,能对附着于作家作品的评论文本甄别鉴定,辨事理,明是非,从而进一步确认了两位作家的人格价值和作品的文学价值。因此,若要让我来为这本书定位,我觉得它是思想性与学术性相互支撑、鉴赏力与判断力相互映照、才胆识力体现得充分完备的一部力作。我更愿意借用古人和今人说法,用“气盛言宜”和“纸背心情”来概括我的阅读感受。但在进入这两个问题之前,我想先从比较的方法说起。
  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把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看作“并世双星”并对他们进行比较分析,是属于所谓的“平行研究”。根据我对平行研究的粗浅理解,此种研究的重点在于揭示研究对象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而这种异同之所以能够呈现出来,就是因为一旦进入比较的状态,我们便可以东张西望,左顾右盼。我把这种方法称作“互看”,即通过甲的视角思考乙,再通过乙的视角琢磨甲。例如,若仅仅研究汤显祖或莎士比亚,这只是形成了一个维度,我们只能就此人说此人,就此事论论事。如果对这两个人进行平行研究,那么就有了两个维度,视野也一下子变得开阔起来。这时候,我们便可以从汤显祖的视角看莎士比亚,或从莎士比亚的视角看汤显祖。建立起这样一个“互看”的模式之后,同和异既变得分明,原来没发现的长处也昭然若揭,不是问题的问题也纤毫毕露。
  当李建军用“互看”的视角打量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时,他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也看到了作家的人格力量和人生哲学。前者可以说是同中之异,后者则是异中之同。李建军指出,莎士比亚生活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女王天分极高,修养良好,性格完美,开明宽容。正是因为社会由开明君主管理,作家才享有基本的自由,能够放心地生活,安全地写作。与莎士比亚相比,汤显祖则远没有他那么幸运。汤显祖生活在万历皇帝朱翊钧统治的天下,该皇帝平庸而低能,懒惰而任性。他管理的社会,严刑峻法,骇人听闻。在这种野蛮的时代,“即便那些勇敢的写作者,也不得不选择一种隐蔽的写作方式,例如隐喻和象征的写作方式,就此而言,汤显祖象征化的‘梦境叙事’,就是一种不自由环境下的美学选择;而莎士比亚的全部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极大的自由感和明朗感,则彰显着写作者与写作环境之间积极而健康的关系。”(第17页)
  研究作家作品,我们总要面对作家与时代的关系,但通过比较而看到的莎士比亚所处时代之好和汤显祖所处时代之恶,至少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提醒。而因为有了比较的视野,一个时代对作家的正负影响也就异常醒目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让人不得不有悚然一惊之感。而当李建军从时代回到人,“互看”两位作家时,他则提炼出他们差不多相同的人生哲学:汤显祖是“节制人欲及必要的虚无感”,莎士比亚则是“理性而低调的自然主义”。因为这种人生哲学,他们都拥有了一种健全而伟大的人格,这样他们才创作出了伟大的作品。而由于汤显祖所处的时代环境非常糟糕,他要坚守那种人生哲学并使人格不受扭曲,或许要比莎士比亚困难百倍。这样,从同中之异始(第一章),在异中之同终(第七章),全书就形成了一个知人论世的完整比较框架。通过这一框架,两位作家的人格与操守,作品中的人性光辉与美学价值,作家与时代的复杂关系等等,就有了一个稳妥的着落。
  但以上所言还不是我想谈论的重点,我更想表达的一个意思是,除了“互看”之外,李建军在这部著作中还形成了一个返观自身的“回看”视角。这种“回看”又可分外两种情况,其一是明着说,直指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存在的问题,痛快淋漓;其二是暗中讲,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令人玩味。例如,在谈及哈兹里特对权力所采取的批判态度时,作者马上转到了我们这里文学和影视中的“权力叙事”,并对《英雄》《大秦帝国》和《雍正王朝》展开了批评:“在信奉‘拜权教’的作家和艺术家的叙事里,那些恣睢而残忍的暴君,因为我们时代的作家和艺术家的怂恿和纵容,变得更加恣睢和凶暴,更加浅薄和贪婪,竟然以高亢的声音唱出了这样的心声——‘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第278页)当他述及雨果笔下的一位经济学家不喜欢莎士比亚是因为他没写出当代题材的作品时,李建军援引的又是当代中国的例子,替雨果予以反驳:“中国当代文学中这种热闹一时的垃圾作品,汗牛充栋,亦云夥矣。《创业史》和《铁木前传》已经失去了它二分之一的价值,《金光大道》和《上海的早晨》已经失去了它五分之四的价值,而《高玉宝》和《虹南作战史》则失去了几乎全部价值。”(第311页)这是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的例子更多,兹引几例,稍作说明:“因为朱翊钧不懂得‘纳税人’这个概念,所以,他也就不明白,每个劳动者吃的都是自己的饭,而不是官家和‘寡人’的饭,更不可能毫无来由地砸他朱家的锅,坏他朱家的事。”(第108页)“个人崇拜不仅是一种病态的心理现象,反映着独裁者严重的自卑心理和傲慢倾向,更是一种极其肮脏的政治现象,是对所有公民肆无忌惮的人格羞辱和厚颜无耻的精神掠夺。”(第229页)“大权在握而又暴虐无度的最高统治者,几乎没有几个不被严重的失眠症所折磨,甚至难免患有消化不良和便秘等‘权力病’。”(第440页)“独裁者无法忍受和平与安静的生活,因为,对他们来讲,这种生活简直就是无趣和无意义的;于是,他们总是喜欢人为地制造灾难和危机,把残酷的战争当作狂欢的节日,把人民的眼泪当作甜美的酒浆,把隆隆的炮声和急骤的枪声当作令人陶醉的音乐,一旦生活陷入紧张和混乱状态,他们便情绪高昂,心花怒放,饭也吃得香了,觉也睡得甜了。然而,在给别人制造不幸和灾难的同时,他们也将自己拖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第201页)这些随机引发的议论遍布于这本书之中,微言大义或言在此而意在彼,是很能够引发人的一些联想的。表面上看,它们似乎是旁逸侧出,节外生枝,并不构成书中论述的主要内容,但我以为,这些文字恰恰是书中最为闪光的部分之一。
  正是因为这种明里暗里的“回看”,才让这本书具有了更丰富的维度。如前所述,当李建军形成一种“互看”的视角时,书中只是有了两个维度,这是中西对话;而一旦加入了不时的“回看”,便形成了一种三维结构,中西对话之外又有了古今互动。正是在这种中西古今的碰撞和思考中,李建军让他的这部论著出现了多种声音:有学术层面的,有思想层面的;有面向文学的,有面向政治的;有褒扬文学之真善美的,有批判时代之假恶丑的。它们或此伏彼起,或多音齐鸣,形成了特殊的言说策略,撑大了言说的表意空间。
  这种言说方式是颇有点陈平原所谓的“压在纸背的心情”[1]的。按照我的理解,所谓“纸背的心情”,其中之一应该是现实关怀。但问题是,这种现实关怀有的可以讲,有的则无法谈。因为道理很简单,种种迹象表明,我们在许多方面似已进入到李建军的描述之中:写作自由无从谈起,写作也失去了基本的安全感。但既然还无法做到默不作声,既然还必须写作,我们便只好使用曲笔,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微言大义,隔山打牛,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磊。甚至以后我们是不是也得像钱钟书那样,使用夏中义所解释的“暗思想”、“隐理据”和“侧阐释”[2]来进行言说,也未可知。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我们才会在这本书看到,摊在纸面上的是对四百年前的一对历史人物的评说,而压在纸背后的却是作者的现实关怀。也许是历史人物的境遇引发了作者的现实关怀,也许是现实关怀的冲动照亮了他笔下的历史人物,总之,在这部书中,我往往都能读出一种特别的意味。而因为这种“纸背的心情”,这本书也就有了特别的份量。
  除了这种纸背心情外,我还想用气盛言宜谈及我对这本书的另一感受。众所周知,气盛言宜这一说法来自于韩愈的《答李翊书》:“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所谓气盛,一般解释为作者道德修养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而汪曾祺则解释为“作者情绪饱满,思想充实”[3]。我认为这两种解释都有道理。所谓言宜,是指语言要合适,准确。
  由此来看李建军的这本著作,气盛言宜的特点可以说体现得尤其充分。而在我看来,李建军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又来自于他长期的文学批评实践,以及在这种实践中业已形成的那种稳健的文学观和批评观。例如,早在十多年前他就说过:“真正的文学是精神领域的罗宾汉,拒绝服从任何形式的奴役。它天生是个人道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总是站在被欺凌的弱小者和失去家园的流浪者一边,坚持用理想的尺度衡量、评价残缺的现实。它始终是尖锐的提问者,‘谁之罪’、‘怎么办’甚至‘明月几时有’、‘江月待何人’等等,都可能成为让它困惑和焦虑的大问题。正是通过充满激情的提问,它把文学变成伟大的启示录。”[4]这大概是其文学观的首次亮相。后来他又通过其批评实践,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文学观和批评观。比如他说过:“在我的批评话语中,伦理尺度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5]他还说过:“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具有态度性、选择性和评价性的精神现象;不存在无态度的文学,只存在态度内敛或外显、正常或病态的文学。”[6]从他的这些表述中以及我对他著作文章的长期关注中,我觉得对现实主义(尤其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钟情,对伦理道德尺度的看重,对作家人格力量的敬仰以及强调人与文的统一(文如其人),对所谓的纯文学的鄙视,对作家病态心理和消极写作的批判,等等,构成了李建军文学观和批评观中的主要义项,而现实主义精神、理想主义情怀、为人生而艺术、对抗性写作、俄苏文学中的大气与悲悯、批评家的责任伦理等等,则构成了理解其文学观和批评观的关键词。当这样一种文学观和批评观变得成熟和稳定之后,他的著作文章中就充满了一种正气和浩然之气,也有了一种斩钉截铁的道德力量。《并世双星》无疑是他这种坚守多年的文学观和批评观烛照之下的产物,自然它也就有了一种清正刚健和雄辩滔滔之气。
  我以一个例子略加说明。此书中的第六章是《崇仰与焦虑:阐释莎士比亚的态度》,内容涉及英、法、德、俄、美等国的作家与学者和中国的梁实秋对莎士比亚的接受,以及接受过程中敬仰、激赏、宾服、贬低、否定、误读和阐释的焦虑。这一章的写作难度不仅在于要梳理大量的史料,而且更重要的在于,李建军所面对的评论对象大都是大作家或大批评家。如何对他们那些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评论文字予以辨析并进行恰如其分的评说,难度很大。如果某位作者缺少强大而坚定的价值立场,或许就很容易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中不知所措。但李建军却并非如此,在其文学观和批评观的支撑下,他肯定那些值得肯定的,批评那些满嘴跑火车的,仿佛是四两拨千斤,轻而易举就把那些论述归置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布鲁姆、托尔斯泰和梁实秋的莎士比亚评析。
  布鲁姆的《西方正典》一书确立了26位作家的经典地位,而在这些经典作家中,莎士比亚则成为核心人物,是所有作家的试金石,“考察前人或后辈是否属于经典作家都须以他为准”[7]。这种评价不可谓不高,布鲁姆对莎士比亚的喜爱也跃然纸上。但李建军却发现了这位唯美主义者的致命缺陷:他只注重莎士比亚作品的审美力量,却把它们的社会意义和教育功能拒之门外。因此,李建军认为布鲁姆的“认知是混乱的,语言是横恣的,判断是任性的”,(第386页)他所发明的“憎恨学派”(School of Resenment)“是一个接近学术上的‘阶级敌人’的概念,也是一个极其粗暴的修辞行为和极其简单化的命名行为”。(第387页)这种批判让我感到震惊,因为我在课堂上介绍《西方正典》多年,总是正面褒扬布鲁姆,却从未从这个角度对他做出过评析。李建军的论述丰富了我的思考。
  托尔斯泰对莎士比亚的批评众所周知,通过仔细分析,李建军认为托尔斯泰的批莎长文固然尖锐,“但那批评的态度,却是极其严肃和认真的”。(第363页)而托尔斯泰之所以对于莎士比亚有严重的误读,关键在于其美学思想、文学理念和宗教观念。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有着俄罗斯式的虔诚的宗教意识和严苛的道德要求”,是“封闭的规则的现实主义”,而莎士比亚奉行的却是一种“开放的不规则的现实主义”,“有着大自然的气质”。(第366-367页)以这种单一的尺度衡量莎士比亚,自然就会造成严重的错位和误读。这样一种评析我觉得是清晰和准确的,也解决了我本人的一个困惑。
  关于“梁实秋莎学研究”的一节内容,不仅是要释放梁实秋研究莎士比亚的意义,而且更是对梁实秋文学观的一个详细考察,对困扰我们多年的人性与阶级性问题的全面清理。李建军认为:“梁实秋自己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路向,就属于莎士比亚的文学谱系,属于遵循中庸之道的理性主义。这种基源于莎士比亚的文学精神和文学传统,长期被误解,被遮蔽,因而造成了很多人对它的误解,留下极为消极的‘刻板印象’。”(第394页)于是他既正本清源,追溯梁实秋与莎士比亚文学精神的内在关联,又祛除陈见,直接面对当年的人性与阶级性之争,还原了鲁迅所批判过的所谓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本来面貌。通过他的梳理、分析和辩护,一场历史的纠纷便呈现出一种老吏断狱似的清晰与明朗。
  这就是我所谓的气盛。至于言宜,也很有说头,但我这里只是点到为止,谈一谈我对李建军评论文字的总体印象。
  在学界,把文章写成拙劣的欧化体、翻译腔的八股论文可谓不少。这些文章的作者不乏重量级的人物,他们以“学术黑话”开道,故弄玄虚,让后来者误以为这就是写作的正道。此种文风蔓延开来,人们也就不知好文章为何物了。李建军显然早就意识到如此为文的弊端,所以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批评文字完全是另一种景象:它是犀利的,又是贴切的;是深邃的,又是通透的;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是毫不留情的,又是充满温度的;是能用雅词丽句呈现的,又是能用家常语表达的。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让他的批评文字具有了一种特殊的风格:大用外腓,真体内充;雅俗互渗,舒卷自如。就像老舍所说的那样:“好文章不仅让人愿意念,还要让人念了,觉得口腔是舒服的。”[8]我读李建军的文章,便觉得他的遣词造句不但讲究,而且还会顾及到声音和节奏。这样的文字有味道,有嚼头,是很能够让人口腔舒服起来的。
  试举一例:“汪曾祺晚年写了那么多谈论吃喝的文章,虽然不能说全都无聊和无趣,但是,絮絮叨叨,强聒不舍,确实使人不耐。世极迍邅,万事艰难,而词意竟夷泰若此,乃至以‘富贵闲人,风雅盟主’相赏,缀文者其于心亦何忍哉!”[9]这段文字不但指出了汪曾祺谈论吃喝的文章存在着问题,而且其文辞也抑扬顿挫,很有美感:前面两句还是大白话,后面则骈散结合,又化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句子,使表达顿生一片古意,又恰到好处。记得汪曾祺写《徙》,通篇白话文,写到最后却出现了“墓草萋萋,落照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10]的文言文,一下子就提升了小说的意境。李建军这里是批评汪曾祺,但在语言文白之间的转换与衔接上,却与汪曾祺的用意异曲同工。
  我举《并世双星》之外的例子是想说明,李建军在长期的批评实践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有着自己鲜明特点的话语风格。他把这种风格带入到这本书中,其表述语言就显得既朴素端庄又文采斐然,既古意十足又通俗晓畅。而由于评论的对象之一又是汤显祖,这样,李建军时而具有古意的评论文字便与书中所引的古文戏词相互映衬,前呼后应。这意味着他不仅在思想解读的层面吃透了人物,而且在语言表达的层面也贴住了人物。例如:“《论辅臣科臣疏》虽然写得心诚而事信,亢直而不挠,但却不仅不为最高统治者所理解和‘温纳’,还给汤显祖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灾难,使他一生蹭蹬偃蹇,穷困潦倒。”(第114页)又如:“然而,汤显祖的这些热情和抱负,都因为那个著名的《论辅臣科臣疏》而破灭了。一朝被贬,岭海投荒,他虽然努力‘不负初心’,替百姓做了一些好事,但是,最终却在中央政府‘上计’时,被彻底淘汰出了体制。对于这样的结局,他似乎早就有了预感,于是,索性提前致仕还家,过起了读书写作的生活。”(第147页)在这里的表达中,我们看到的是“温纳”、“致仕”、“上计”、“蹭蹬偃蹇”、“岭海投荒”、“心诚而事信,亢直而不挠”等古色古香的词句镶嵌在白话文的表达中,它们既让语言显出一种古雅之美,又提升了白话文的文化含量。
  我还注意到,李建军时不时地会把感慨或叹息的声音带入到自己的书写之中,这也是李氏批评话语的一种典型风格:“唉,我们时代的‘消极写作’,本质上就是无情的写作,也是不懂得尊重女性的写作。”(第162页)“唉!他们的写作太势利、太俗气,既缺乏深刻的思想,也缺乏高贵的气质。”(第233页)当他如此叹息的时候,从内容上说,显然是对他批评的对象无可奈何;但从形式讲,这种极富情感色彩的叹词又是对语言文字的一种调节。因为这种叹息之词,论说的节奏就发生了变化——原来可能是紧锣密鼓、剑拔弩张的,但一声叹息之后,论说松动了,语调缓和了,甚至它还在很大程度揭示了我们的言说困境:在这样的时代痛点面前,不断地言说自然是必要的,但许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又会落入“说了也白说”的境地?
  当我如此解读着李建军的“言宜”时,也许我已扩大了它的内涵,接通了更大范围上的言说技巧和话语风格。而无论是在其狭义还是广义上理解,李建军的“言宜”依然是“气盛”的产物。就我所知,这么多年来,他写的是当代的评论文章,读的却是古代的诗文典籍。而能够沉浸在古代典籍之中,含英咀华,与之共舞,在我看来便是一种极重要的“养气”之术。他在一篇文章曾经说过:“阅读影响着写作。阅读的广度和深度,决定着写作的高度,由一个人读过什么样的书,大体可以判断他能写出什么样的作品。”[11]这是他评论孙犁读《史记》一文的开头语,而实际上,他本人也是《史记》的熟读者。于是,这番言辞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作他的自况之语。如此看来,他能冷不丁地写出这部《并世双星》也就毫不奇怪了,那是他的“养气”之作,是厚积薄发结出的一枚果实。而通过这次对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文本细读,通过这一番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解读,我觉得李建军不仅仅是完成了一次研究,而且也又让他“养”了一回“浩然之气”,他的文学观和批评观将因此变得更加坚不可摧。与他读的书和研究对象相比,我是既羡慕又惭愧。因为我研究大众文化,面对的往往是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文本,而他面对的则是一流的经典作品。当他读着营养丰富的莎士比亚和汤显祖时,我看的可能却是清汤寡水的《我不是潘金莲》。所以我时常念叨:研究大众文化,研究得我越来越没文化了。这就是我羡慕和惭愧的原因。
2016年11月29日初稿,12月18日改定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文学院)


[1] 参见陈平原:《学院的“内”与“外”》,见《大学何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8页。
[2] 参见夏中义、叶祝弟:《思想默存于学术:作为思想家的钱锺书——答〈探索与争鸣〉记者问》,《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
[3] 汪曾祺:《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见《汪曾祺全集》(四),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2页。
[4] 李建军:《我的文学观》,见李建编:《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第359页。
[5] 李建军:《文学因何而伟大》,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6] 李建军:《文学的态度》,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7]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8] 老舍:《关于文学的语言问题》,见《老舍文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页。
[9] 李建军:《孙犁何如汪曾祺?》,《文学自由谈》2016年第4期。
[10] 汪曾祺:《徙》,见《汪曾祺全集》第1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2页。
[11] 李建军:《在“会己”与“异我”之间——论孙犁对〈史记〉的阅读与会解》,《文艺研究》2016年第7期。

责任编辑:魏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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